胡熙明：中医复兴开拓者

“老胡弥留之际，已经闭目多日处于休克状态，当听到中药康莱特在美获准三期临床的消息，突然睁开眼睛，露出一丝激动的神色。”在原卫生部副部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原局长、党组书记胡熙明的追思会上，夫人金玲语带哽咽。会场上胡熙明的老同事、老部下们听到此处，不禁眼眶湿润，有的忍不住低头抹起泪来。

要怎样深深地将中医药事业刻入灵魂、融入骨血，才会如此念念不忘？

从1976年到1990年，胡熙明主政中医工作，这14年，也是新中国中医事业从文革浩劫后拨乱反正、艰难起步，又快速发展的14年。14年间，全国中医药人员从24万发展到54.3万，中医医院从171家发展到2141家，中医病床从1.6万张发展到19.6万张。这14年里，发展我国传统医药被写入新《宪法》，这14年里，我国中医药事业发展有了自己的独立领导机构。

中医药事业的“又一个春天”

文革期间，中医药事业曾遭到前所未有的摧残和破坏，1976年全国中医队伍比十年动乱前减少了1/3，全国中医学院由 1966年的22所撤并减少到11所，中医医院由 1966年的371所减少到171所，中医药事业百废待兴。

此时，刚回到卫生部工作岗位的胡熙明立即投入到《关于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解决中医队伍后继乏人问题的报告》的组织起草中。报告上报党中央后，邓小平于1978年9月7日批示：“这个问题应该重视，特别是要为中医创造良好的发展与提高的物质条件。建议以中央名义加一批语转发下去。”这就是为文革后中医药事业恢复和发展打下基石的中共中央[1978]56 号文件。文件出台后，截至1981年，全国中医医院已经恢复到753所，中医队伍也从1976年的23.6万人重新壮大到28.95万人。1982年，“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被写入《宪法》。后来中医界把中共中央 [1978]56号文件带来的大好形势比喻为中医发展的“又一个春天”。

中医药事业在不断恢复发展中也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如不少中医医院在办院中没有充分体现中医中药的特点，在医院领导班子及技术队伍的结构上，中医药人员没有占到应有的多数，原卫生部部长崔月犁比喻“打着梅兰芳的牌子，唱着朱逢博的调子”。

1982年4月，在湖南省衡阳市召开的全国中医医院和高等中医教育工作会议（即“衡阳会议”）上，胡熙明提出，“中医医院的任务就是继承发展中医，就是用中医中药为人民服务。老百姓到中医院来看病，就是要找中医看病。”会议明确了中医机构必须坚持突出中医特色的办院方向。

让中医药行业有自己的领导机构

新中国成立后，中医药管理部门设在卫生部，从最初的中医科、中医处到中医司，虽在不断加强，但总体力量薄弱，制约中医药事业进一步发展。胡熙明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他多次调查研究，并积极向中央反映。1984年，他在接受光明日报社记者采访时曾颇具魄力地坦言，我国缺乏健全的中医管理机构，卫生部有500多名干部，中医司分管全国中医科研教育、中医医疗机构，才有15人的编制，在省、 地两级卫生局，要么根本不设中医管理机构，设了也长期有职无权，形同虚设；在整个卫生事业发展中，对中医事业的发展从来没有定一个比例，这就导致了30多年来，西医有长足的发展，中医事业则出现了后继无人的局面。现在这些问题已基本解决，但在当年敢于这么说是需要洞察力与勇气的。

1985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中医工作的决定》，提出“要把中医和西医摆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为中医事业摆脱从属地位，按自身规律办事奠定了基础。1986年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正式通过了成立国家中医管理局的决定，并任命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的胡熙明兼任国家中医管理局局长。

国家中医管理局正式挂牌是12月20日，筹备期间，从物色干部到搭建班子，胡熙明担负了很大压力，事无巨细、亲力亲为。同事、下属劝他别“愁一愁，白了头”，他却微笑着说：“只要中医工作能有进展，白了就白了。” “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挂起了牌子，支起了摊子。”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原副局长张洪魁回忆，胡熙明很早就认识到必须坚持中医中药并重，中医中药才能共同发展。1988年，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胡熙明兼任局长。

县县建中医院 人人享中医药

中医的力量在基层，中医的基础在农村，1982年的衡阳会议就曾提出“县县建中医院”。1986年10月底，在湖北沙市召开的全国县级中医医院工作会议，正式把“县县建中医院”作为主要议题和重点任务确定下来。

“一个县连一所中医医院都没有，八亿农民怎么得到中医药的医疗保健？”胡熙明主持会议，并在工作报告中指出，“我国有十亿人口，其中八亿多居住在农村。除边远地区外，每县人口少则几十万，多则过百万。这样的县每县建一所中医医院，是起码的要求。”他还提出要明确县级中医院的中医特色，在领导班子配备上，必须以中医药人员为主体;在业务技术队伍建设上，中医药人员不低于医药人员的70%，在科室设置上要体现中医特点。

胡熙明的老部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原副局长诸国本记得，当时县县建中医院的阻力很大，不少人认为是好大喜功之举，“实践证明，‘县县建中医院’是一项气势宏大、富有远见的战略决策，它足以使中医机构和中医队伍‘铺天盖地’，使中医事业的框架底盘全面张开，使城乡人民都有机会享受到中医中药。”

1990年胡熙明离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领导岗位时，全国已有20省市实现县县建有中医院。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医事业枯木逢春，百废待兴，胡熙明担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期间开展的很多工作都是开拓性的，为后来中医药事业的快速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他重视顶层设计和规划制定，组织制定了《中医、中西医结合事业“七五”发展规划》；他重视用法制保障中医药事业的发展，组织推动了《中医法》的起草工作；他组织研究拟定中西医结合以及民族医药的发展战略，提出“以机构为基础，以学术提高为依靠”的中西医结合发展的指导思想；他重视中医学的经验总结和推广工作，组织编写了《中国中医秘方大全》《中华本草》等大型中医著作；他重视中医药国际传播，推动成立了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并率团出席第四十届世界卫生大会，介绍我国的传统医学。1987年，时任法国总理兼巴黎市市长的希拉克以巴黎市市长的名义授予胡熙明金质勋章，以表彰他在发展传统医学特色方面的贡献。

胡熙明，这位新中国第一任中医出身的卫生部副部长，国家中医管理局（现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首任局长，一生从未离开中医药战线，退休后仍积极为中医药事业发展建言献策。在老同事和老部下的眼中，他是一个责任心极强的人，似乎总是皱着眉头、沉思冥想。

胡熙明曾十分重视的中医药立法工作，如今已进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程序，今年将提交全国人大审议。“对熙明同志最好的追思与缅怀，就是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中医药方针路线，坚定不移地把中医药事业推向前进，坚定不移走继承和发扬的道路。”原卫生部部长张文康感慨地说。(中国中医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