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症针灸的简史与现状

筛选，采取了较为科学的态度。如“将已试之方，编述成集”的《备急灸法》一书中，仅收录了二十二种急性病症。《针灸资生经》虽然收载了大量前人或他人的灸治医方，但作者王执中重点突出的是他本人或亲属的治验。从而对灸治的适应范围作出较为恰当的评价。

3．补充灸治方法

《针灸资生经》首先记载了天灸法治疗疟疾。许叔微创用隔巴豆、黄连灸法治疗伤寒结胸证，办法是将巴豆、黄连捣细，“用津唾和成膏，填入脐心。以艾灸其上，腹中有声，其病去矣，不拘壮数，病去为度”（《普济本事方•卷九》）。针对当时士大夫惧灸畏痛，窦材发明了“睡圣散”：“惟是膏梁之人，不能忍耐痛楚，当服睡圣散，即昏不知痛”（《扁鹊心书•卷上》）。此方还适用于不配合施治的急症患者，如“风狂妄语……先服睡圣散，灸巨阙七十壮”（《扁鹊心书•卷上》）。关于艾灸的壮数，《针灸资生经•第二》明确指出“皆视其病之轻重而用之，不可泥一说，而又不知其有一说也”。艾炷的大小，则应视年龄或部位的不同而异，“凡灸大人，艾炷须如莲子”，“若灸四肢及小儿，艾炷和苍耳子大；灸头面，艾炷如麦粒子大”（《扁鹊心书•卷上》）。以上这些，在认识上或实践上都是一大进步。

4．重视灸感流注

宋以前典籍，如《备急千金要方》等亦曾提到过灸治时宜激发灸感向病所循行，但记述甚为简略。这一现象引起宋代一些医家的浓厚兴趣。《备急灸法》所载之痈肿治疗一节中，对骑竹马灸法（此法首载于已佚之《卫济宝书〉，约撰于十二世纪初）的灸感流注现象作了生动细致的描绘：“其艾火即随流注，先至尾闾，其热如蒸，又透两外肾，俱觉蒸热，移时复流足涌泉穴，目下而上，渐渐周遍一身”。还在临床中进一步观察到，这种现象与疗效关系密切：“觉火气游走，周遍一身，蒸蒸而热，再视正疮孤肿，已消灭五六分矣”，认为“奇功异效，盖原于此”（《备急灸法》）。王执中更有切身感受：“它日心疼甚，急灸中管数壮，觉小腹两边有冷气自下而上，至灸处即散，此灸之功也”（《针灸资生经•第四》）。通过较深入的体察，进一步证实激发灸感传注是提高急症疗效的一种手段，这不仅有着重要价值，而且对金元时期“气至病所”手法的产生也可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二) 急症针治有所丰富

用针刺治疗急症，在宋代仍处于从属地位，虽然尚未出现明显的进展，但随着针刺在急症临床上日益广泛使用，已经孕育着突破。

1．注重针刺技术

急症救治对针刺操作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宋代一些针灸医家已看到这一点。有些穴位操作不当，可造成事故，用治急症须特别注意，如承泣穴“目眦赤痛，禁不宜针，针之令人目乌色”（《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卷三》）。所以，在临证时应不断提高针刺技术，以适应救治需要。如鸠尾穴，《备急千金要方》认为不宜灸刺，《铜人腧穴针灸图经》记载该穴可治心风、惊痫、发癫、喉痹等急症，但指出“此穴大难针，大好手方可此穴下针”。说明在针刺技术方面已积累了一定经验。其次，在针刺补泻上也进一步运用一些比较复杂的手法。如针攒竹穴，“针入一分，留三呼，泻三吸，徐徐而出针”（《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卷三》）。其中就包括了留针、徐疾、呼吸等手法。正是宋代在针刺技术上的实践，才促成了金元时期这方面的突破。

2．补充火针刺法

宋代火针应用于急症，在方法上有所增加。主要有两种，一为火针刺血法，即以火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