泻黄散中防风的作用
方歌中有“泻黄散中用防风”一句。防风,在原方中用量独重。重用防风者,能发脾中之伏火,又能于土中泻木也。
脾热,治以泻脾,重用防风(约占全方总量的二分之一稍弱),无论如何作解,似乎并不符合临床。尽管“伏火”需散,但伏火毕竟是火,与“伏寒”不同,治以辛温为主,确有以热增热之弊。
《小儿药证直诀笺正》泻黄散方下对方中使用防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方为脾胃蕴热而设,山栀、石膏,是其主宰;佐以藿香,芳香快脾,所以振动其生机。甘草大甘,已非实热者必用之药,而防风实不可解,又且独重,其义云何,是恐有误。乃望文生义者,且曰取其升阳,又曰以散伏火。须知病是火热,安有升散以煽其焰之理,汪讱庵书,最是误人。且诸药分量,各本皆异,轻重太不相称,盖沿误久矣!”又说:“后人更有所谓泻黄饮者,云治风热在于脾经,口唇热裂。药则防风之外,更有白芷、升麻,燥烈温升,大可骇咤。则即因钱氏方有防风而更进一层。东坡所谓李斯师荀卿而尤甚者也。”
论中提到两个观点:一是方中防风独重,恐有误;二是治热不该用防风升散。
关于治热用升散,实为临床常用之法。一方面,治疗伏热、郁热,在清热药中佐用升散药,能明显提高疗效;另一方面,治疗火热证症状表现在头面部者,即使邪热没有明显的伏与郁,在清热的同时佐用升散药,也能明显提高疗效。这两种用法,升散药都为佐用。如以升散药为主,则有“升散以煽其焰”之弊。
关于防风独重,认同传抄有误。《小儿药证直诀》是由“宣教郎大梁闫孝忠”整理而成,阎并非以医为业,而其成书过程是:“余家所传者,才十余方于亲旧间,始得说证数十条。后六年,又得杂方比于京师,复见别本。然旋著旋传,皆杂乱。初无纪律,互有得失,因得参校焉。其先后则次之,重复则削之,讹谬则正之,俚语则易之。”(见“闫孝忠序”)可见本书并非钱乙本人按次第写成,而是由他人辗转传抄、杂乱组合又经校正而成。成书已然如此,而在其流传过程中,“自元以还,多亡失窜易,既得《玉函经》刻之,二此又求之三十年,近始获焉。手自厘正,还其旧贯,次第开行。”(见“重刻钱氏小儿药证直诀序”)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我们现在所见到的书中的泻黄散,与钱乙笔下的泻黄散是可以不同的,包括药物,包括剂量。何况张山雷也提到“诸药分量,各本皆异。”
另,《汤液本草》在防风条下言:“足阳明胃经、足太阴脾经,乃二经之行经药。”把泻黄散中的防风理解为治脾之引经药,似无不可。当然,这绝非钱乙制方之本意,钱乙尚不知药物有归经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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